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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就是到极点，至德达到极点、极致。

中国哲学自诞生之日起，就认为自然界是一个生生不穷的生命体，也是生命流行的无穷过程，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但又是有自觉意识的特殊部分，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，仅此而已。庄子除了从存在的意义上肯定道生天生地生万物之外，更加明确地提出物得以生谓之德及各有仪则谓之性的德性学说。

这又有两个层面的意义。这就是中国的生的哲学。[27]《朱子语类》卷六，第107页。在生命创造的问题上，中国哲学认为，不是只有人才是价值主体，自然界在创造生命的同时，也在创造价值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自然界也是价值主体。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，就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引的。

但是，对于冯妇的这种行为，其为士者笑之，即遭到士人的讥笑。中国哲学之所以重视实践，原因就在这里。而性情皆从心上来，性则只能从情上见，不能离心而言性情体用，亦不能离性情而言心之体用。

所谓未发而知觉不昧者，是说知觉处于虚灵明觉而不昏昧的潜在状态，这同时也就是性的存在状态，即不偏不倚之中。性情关系是朱子心说的实质内容，一定要从心上说，不能离心而言性情。……盖性即心之理，情即性之用。今直以性为本体，而心为之用，则情为无用者，而心亦偏于动矣。

达道者，循性之谓，天下古今之所共由，道之用也。又说：仁者，心之德，爱之理。

朱子根据《中庸》的大本、达道之说， 提出道之体用说，以道之体为性，以道之用为情，也是从心上说的，性情之德就是心德，其中，性与情是不可分离的。情感无所用，则所谓性体就只是视听作用之本，而非仁义礼智之性。情、理虽有性情体用之分，但二者是完全合一的。朱子说：此处分别只在毫厘之间，精以察之，乃可见耳。

问题在于，如何使本心廓然之体能够全部实现，即全其本心廓然之体？朱子提出即物穷理的方法，于是显出所谓理学与心学的区别。为什么因这情，便见得这性呢？因为性是形而上者，不可以动静言，而是以情的方式表现出来，情就是性之动，因此由情以见其性。朱子以生释心，同时又以生物为天之心，以恻隐为人之心，既从存在和价值上说明天人之间的不同，又说明二者之间的统一，这就是天人合一之学。今以情为达道而不必言心，那么，就可以说大本为性而不必言心，但这与心为已发之说不合，因而是说不通的。

这是一种生命的真切体验，不只是概念认识的问题。情字有了着落，性的问题也就解决了。

他的心统性情说，以性为心之本体，但真正体现其性的，是情而不是知，知只起中介、工具的作用，情才是存在本身。性情皆出于心，故心能统之。

未发已发之说就是从心上说性情的，以未发之中为大本、已发之和为达道，也是从心上说的，不是心外有大本（性）与达道（情）。但是，朱子强调性情统一，不仅仁自能爱，而且能从爱上说仁，且只能从爱上说仁。盖所谓性情者，虽其分域之不同，然其脉络之通，各有攸属者，则曷尝判然离绝而不相管哉。这两种说法是完全一致的。后来看橫渠心统性情之说，乃知此语大有功，始寻得个情字着落，与孟子说一般。这里说得十分清楚，不需再加解释。

一是主，是从功能上说，心是性情得以存在的主体，但不是认识主体或主要不是认识主体，而是德性主体。天地生物之心，作为生命创造的主体，主要是从存在上说，自然界以其内在目的性的功能而创造生命，是生生不穷的流行过程，是一个存在的问题，其中便有价值意义，即所谓善。

以生释仁，这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高度肯定，也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一种期待，绝不是从生物层面所说的本能之类，也不只是一种言说的方式而已。那么，仁是什么样的理性呢？只能是情感理性，是情与理的统一。

他对孟子四端与四性的引用和解释，不仅说明情感与理性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，而且从性和情的关系说明何者为心。这就是人心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的意义所在。

在《答周舜弼》信中，他又一次解释此意说：所谓爱之理者，则正所谓仁是未发之爱，爱是已发之仁耳。故程子曰：心一也，有指体而言者，有指用而言者。世间何事不系在喜怒哀乐上？……即这喜怒中节处，便是实理流行，更去那处寻实理流行？因此，一定要从情上见性，也要从情上见心。知觉思虑是性情的自我知觉、自我思虑（其中有格物穷理的环节，不论），从性上说，是自我显现，从心上说，是自我知觉，所知觉者是其内容即性，能知觉者是其功能即心，内容通过功能而显现，形式显示其主体特征。

以其已发而妙用者言之，则情也。这是由心之知觉指点性之存在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心主性情，是指心以其知觉功能而显现其性情，而不是相反。人能即事即物穷究其理，至于一日会贯通彻而无所遗焉，则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体。

所谓天命之谓性的命字，就是目的范畴，命者命令也，但天命之性是由心实现的，当天地生物之心赋予人而为人心的时候，人就是真正的主体，心便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。人之情，本但可以为善而不可以为恶，则性之本善可知矣。

由此可见，心主性情之说是在心兼性情说的前提之下说的，两种说法是一致的，即既说明心性情的统一性，又说明其主体性。但是，天地之心并不是像人一样，真有一个心，可说是无心之心。朱子从概念上做出性情体用之分以及心与性情之关系的论述，是为了从逻辑上说明心灵的层级理论及存在与功能的关系，但是事实上心与性情是浑沦一物，并无区分，绝不是各在一处，各占一个地头。意思二字，更需要认真体会，其中有超越的意义，正如朱子所说，这个意思，我而今需要自体认得。

因此，性者心之静，就不是通常所谓动静之静，而是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（出自《乐记》，朱子做了形而上的解释）之静，是一个可能的概念。从性上见得心，是说性即是心之体，不是心外有性体，但是，只有体而无用，还不能说明心灵之全体，因此，必须从情上见得心，恻隐之心等等正是从情上说心的。

性其体，情其用，心者兼性情而为言。若先说性，却似性中别有一个心。

反过来说，则是性情皆从心，即从心上发出来。以爱而言仁，并不否定仁是理，而是判定仁只能是爱之理，即情感理性，而不是别的什么理性，爱与仁、情与理是贯通而不相离的，仁是由爱说明的。